陈峰：宋太宗的崇文表现及其与朝政转向的关系丨202402-21（总第26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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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14

感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赐稿

原文载《中原文化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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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的崇文表现及其与朝政转向的关系

文丨陈峰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陈峰老师

摘要：出生于五代乱世的宋太宗，原本文化修养有限，但在位期间却表现出浓厚的崇文倾向，无论是在政策措施层面、与文臣及士人的关系上，还是在自身的行为方面，都做出了罕有的积极姿态，因此被后世宋人视为“崇尚儒术”的君王。宋太宗与宋太祖这种明显不同的特点，是伴随着两次北伐失败而逐渐形成的，其根源则与当时朝政导向的转变存在密切的关联。在边患压迫的紧张形势下，武功之路却遭遇到碰壁，宋太宗只得转而追求文治。宋太宗时代，文官士大夫开始崛起，逐渐成为统治的核心力量。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紧密结合，为宋朝文治路线及其朝政导向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折射出宋太宗朝文治路线的基本确立，并对后嗣君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宋太宗；崇文抑武；文臣士人；朝政导向

宋朝脱胎于五代乱世，赵匡胤称帝以后就汲取以往的历史教训，在重建中央集权统治秩序的过程中，以强烈的防弊意识致力于铲除前代遗留的各种积弊。在这一拨乱反正进程中，宋太祖不仅采取了扶持文臣、恢复文教建设等一系列举措，其自身还带头并动员臣僚读书。但是，这些举动更大程度上都在于扭转文武失衡的局面，以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故宋太祖朝既未专注文治路线，其本人亦非尚文之主。宋太宗即位后，则逐渐趋向崇文，不仅推行了诸多相关政策、措施，还做出了各种相应的姿态，就此形成与其兄有别的特点。学界对宋太宗已有相当的关注，研究论著颇多。不过，对赵光义崇文方面的论述尚多聚焦于某些具体问题，而对于其背后的动因及其影响，却缺乏深入的探究^①。本文即专就这些问题予以探析，希冀有助于宋初政治史领域的研究。

若要论宋太宗的崇文表现，就不能不先交代其文化背景。赵光义与其兄赵匡胤出生于军营家庭，少年时代虽皆有过读书经历，但在五代兵武盛行的时代下，他们都难免深受影响，故两人的文化知识修养应该有限。《宋史·太宗本纪》称：“（太宗）性嗜学，宣祖总兵淮南，破州县，财物悉不取，第求古书遗帝，恒饬厉之，帝由是工文业，多艺能。”^［1］53源自宋代史臣笔下的这一段记载，显然对早年的赵光义有美化、夸张的成分，正如宋人描绘尚为武将时的赵匡胤“虽在军中，手不释卷”^［2］171一样，不可全信。不过，宋太宗称帝之后却逐渐发生了转变，不仅进一步推出各种崇文政策及举措，并且自己在读书、作诗及写字等方面花费了不少精力，以至于能与文士相互唱和，还常谈论书法技艺，从而以尚文之主显现于世。相较而言，宋太祖固然出台了扶持文官与恢复文教建设的政策，但务实的赵匡胤即使阅读了大量典籍，却并不十分在意诗文、书艺之类的功夫，如他针对宗室教育所强调：“帝王家儿，不必要会文章，但令通晓经义，知古今治乱，他日免为侮文弄法吏欺罔耳。”^［3］266由此，宋太宗与宋太祖形成了明显不同的特征。

一、宋太宗的崇文表现

宋太宗在位期间，在崇文方面表现出罕有的积极态度。一方面，陆续推出了各种相关政策、措施，并在诸多场合做出相应的表态；另一方面，他自己则在读书、听讲、作诗及写字上倾注不少的精力，并同样做出相关的姿态。结合时间线索梳理有关文献记载，宋太宗在这两方面的表现可以清晰地展示出来。

在政策与措施方面，宋太宗的表现主要如下：

其一，大力推行科举制度。赵光义即位不久，就亲自主持科举考试，录取进士、诸科及特奏名500多人，不仅人数大大超过以往，又对他们超等任官，这些举动甚至连宰臣都觉得过分，他却全然不顾，所谓“宠章殊异，历代所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上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2］394。时隔仅一年多，再次举行科考，录取进士、诸科140多人，“授官如二年之制”^［2］434。此后，科举选官的数量也一直保持在高位数。需要指出的是，宋太祖朝不仅科举录取的人数远远少于太宗朝，并且授官的级别也低得多，更无跻身宰执大臣行列者。而太宗时期则发生重大变化，如吕蒙正、张齐贤、赵昌言、李沆等进士就成为宰执^②。其中太宗一手拔擢的状元吕蒙正，仅用了11年就做了宰相，时年不过44岁；探花寇准也在同样短的时间内升任枢密副使，年仅31岁^③。由此，科举出身的官员逐渐占据官场的主流。难怪当时的文臣王禹偁在上奏中说：“大则数年便居富贵，小则数月亟预官常。”^［2］673南宋人也认为：“国朝科举取士，自太平兴国以来恩典始重。”^［4］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宋太宗还曾对近臣谈过如下的话：

天下州县阙官，朕亲选多士，忘其饥渴，召见临问，以观其才，岂望拔十得五，但十得三四，亦岩穴无遗逸，朝廷多君子矣。朕每见布衣、搢绅，间有端雅为众所推举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择良日，欲其保终吉也。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5］3

由此可见宋太宗对科举制的重视与倾斜性政策之一斑。

其二，投入巨资营建崇文院。昭文馆、集贤院、史馆“三馆”号称天下文渊之薮，但在五代时期因不受重视，空间相当狭小，且位置不佳，“湫隘才蔽风雨，周庐徼道，出于其侧，卫士驺卒，朝夕喧杂”^［2］422。宋太宗即位后，对其现状甚感不满，对身边的臣僚说：“若此之陋，岂可蓄天下图籍，延四方贤俊耶！”随即下诏迁址重建，并且亲自过问工程。及至建成，“轮奂壮丽，甲于内庭”^［2］422。宋太宗又亲自赐名为“崇文院”，以此向天下表达朝廷的崇文之意。

其三，尊崇儒学。宋太宗曾先后三次率群臣拜谒京城内的文宣王庙，以隆重的礼仪表达对儒学的敬意。同时，他又下诏在西京洛阳也修建了国子监、文宣王庙^④。除了以上姿态及措施外，太宗还多次在国子监中专门听讲儒经。如端拱元年（988年）八月，他在完成拜谒文宣王礼之后，看到国子博士李觉聚徒讲学，遂召其讲解《周易·泰卦》，“从臣皆列坐，觉乃述天地感通、君臣相应之旨，上甚悦，特赐帛百匹”^{［2］656-657}。次日，他特意对宰相表示：“昨听觉所讲，文义深奥，足为鉴戒，当与卿等共遵守之。”^［2］657淳化五年（994年）十一月，宋太宗亲临国子监时，听国子直讲孙奭讲《尚书·说命》三篇，史称：“至‘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上曰：‘诚哉是言也。’上意欲切励辅臣。”^［2］801以后的宋人遂赞颂太宗“引搢绅诸儒，讲道兴学，炳然与三代同风矣”^［2］2733。由此足见，宋太宗对儒学深为推崇。

其四，积极搜集亡书。面对宋初典籍极为匮乏的局面，宋太宗继太祖之后进一步竭力搜求亡书，为此还在皇宫内建造了藏书楼——“秘阁”。史称：“先是，遣使诣诸道，购募古书、奇画及先贤墨迹，小则偿以金帛，大则授以官。数岁之间，献图籍于阙下者不可胜计，诸道购得者又数倍。乃诏史馆尽取天文、占候、谶纬、方术等书五千一十卷，并内出古画、墨迹一百一十四轴，悉令藏于秘阁。图籍之盛，近代所未有也。”^［2］704《宋史·艺文志》亦云：“太宗始于左升龙门北建崇文院，而徙三馆之书以实之。又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书库，目曰‘秘阁’。”^［1］5032当收集图书取得成效后，宋太宗曾多次与臣僚观赏藏书。如据记载，淳化三年（992年），秘阁落成后，他不仅率文臣登楼观书，“帝登阁，观群书齐整，喜形于色，谓侍臣曰：‘丧乱以来，经籍散失，周孔之教，将坠于地。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6］。而且要求禁军将帅也来参观，所谓“上意欲武将知文儒之盛也”^［2］739。

其五，组织编修大型典籍。在搜求亡书的同时，宋太宗也不吝成本编修图书。其中最重要的举动，是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开始，就组织人员先后编纂了《太平御览》1000卷、《太平广记》500卷及《文苑英华》1000卷三部大型典籍；校勘了《五经正义》及《史记》《汉书》等经史文献。另外，还官修了医书《神医普救方》1000卷，其后又将其删减为100卷的《太平圣惠方》，“以印本颁天下”^［2］736。仅此数例，足见宋太宗对图书整理的高度关注，他曾就此表示：“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2］571宋太宗还拿出内府收藏的历代墨迹，令人编订并摹刻于宫中石碑上，这就是享誉后世的《淳化阁帖》。难怪以后的宋真宗也承认：“太宗崇尚文史。”^［7］209

此外，宋太宗还竭力做出崇尚学术的姿态。典型的例证如淳化二年（991年），他特意为翰林学士院题写了“玉堂之署”^［2］724四字，以示尊崇。随后，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秘书监李至与众学士及一批文臣，在观赏“御飞白书‘玉堂之署’四字并三体书诗石”时，太宗又赐宴款待，“（李）至等各赋诗以记其事”^［2］727。宰相李昉、张齐贤及参知政事贾黄中、李沆也纷纷赋诗庆贺。苏易简遂感叹道：“自唐置学士来，几三百年，今日方知贵矣。”^［8］50据记载，宋太宗甚至对近臣表示：“学士之职，清切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2］749这些说辞固然属于一种姿态，但也反映了太宗对士林翘楚的欣赏之情。当次年秘阁落成之后，李至奏请：“愿比玉堂之署，赐以新额。”^［2］738赵光义不仅“御飞白书‘秘阁’二字赐之”，还在秘阁下设宴并召宰相、枢密使及近臣参与，“又赐诗以美其事”^［2］738。对于民间办学之举，亦予以表彰，如南康军地方官反映乡民洪文抚六世合居，并创立书院，以待学者。太宗特派内侍“赍御书赐其家”，又授其弟洪文举江州助教之职，“于是诏旌表其门闾，自是每岁入贡，必厚赐答之”^［2］867。诸如此类等。

在自身行为方面，宋太宗的表现主要如下：

其一，宋太宗在位期间，养成了长期读书的习惯。他曾对宰臣言，每日视朝完毕，“不废观书”^［9］19，故史称：“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观书为乐。”^［10］745对于太宗喜好读书的特点，史籍中还有许多例证记载，如太平兴国八年，太宗要求史馆将新修的《太平总类》（后改名《太平御览》）每日提交三卷，以供阅览。因该书有一千卷的体量，每日阅读显然不易，故宰相宋琪等人表示：“穷岁短晷，日阅三卷，恐圣躬疲倦。”他却说：“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学者读万卷书亦不为劳耳。”^［2］559同年某日，太宗在宫中看书，“自己至申始罢，有苍鹤飞上殿鸱吻，逮掩卷乃去。上怪之，以语近臣，对曰：‘上好学之感也。昔有鹳雀衔三鳣鱼堕杨震讲堂下，抑亦类此’”^［2］562。官方文献记述的这一细节，无非是说明太宗读书的诚心。淳化二年，秘书监李至进献校勘过的御书380卷时，太宗就此说道：“朕年长，他无所爱，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斯已矣。”^［2］713这都表明宋太宗对读书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

其二，宋太宗又爱好写诗，并常与文臣唱和，而这是宋太祖不曾有过的举动。宋代文献中保留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如太宗在位早期的《太平兴国七年季冬大雪赐学士》一诗云：“轻轻相亚凝如酥，宫树花装万万株。今赐酒卿时一盏，玉堂闲话道情无。”^［3］256这首诗或许算不上高明，但作为一名“半路出家”的帝王，已属不易。据宋人笔记《玉壶清话》记载，赵光义称帝之初，文臣扈蒙的献诗中有“微臣自愧头如雪，也向钧天侍玉皇”之句，他答曰：“珍重老臣纯不已，我惭寡昧继三皇。”^［11］一时传为美谈。淳化五年冬，太宗曾赋诗一首，“令待诏吴郢、张用和赍以赐翰林学士张洎、钱若水”^［2］800。特意给文采出众的翰林学士赐诗，反映其在诗作上已颇为自得。淳化元年（990年）时，已有“御制诗文四十一卷”^［2］703藏于秘阁。《宋史·艺文志》则记载太宗有“御集一百二十卷”^［1］5331，可见宋太宗一生写过大量的诗文。事实上，宋朝皇帝开始有诗文集，也始自太宗。

其三，宋太宗还颇好书法，尤以善于“飞白”自诩，并常向臣僚馈赠其作品。如雍熙三年（986年）十月，他将书写的飞白字幅赐给宰相李昉等人，“因谓曰：‘朕退朝未尝虚度光阴，读书外尝留意于真草，近又学飞白，此虽非帝王事业，然不犹愈于畋游声色乎！’昉等顿首谢”^［2］623。淳化五年十一月，赐予近臣御书飞白各一轴，又特别赐给参知政事寇准飞白草书十八轴。史称：“先是，宰相吕蒙正等已受赐，（寇）准出使在外，至是始及焉。上因谓蒙正等曰：‘书札者，六艺之一也，固非帝王之能事，朕听政之暇，聊以自娱尔。’”^［2］800至道二年（996年）六月，太宗派内侍给宰相吕端等人赠送飞白书二十轴，每人五轴，“又以四十轴藏秘府，字皆方圆径尺”。吕端等登殿致谢时，太宗说道：“飞白依小草书体，与隶书不同。朕君临天下，复何事于笔砚乎！中心好之，不忍轻弃，岁月既久，遂尽其法尔。向来有江浙人号能小草书，因召问之，殊未知向背，但务填行塞白，装成卷帙而已。小草书字极难工，亦恐此书遂成废绝矣。”^［2］842由上可见，宋太宗对书法近乎痴迷，并在飞白上有独特的心得。

宋太宗的上述表现，充分彰显了其崇文重儒的倾向，如宋真宗朝宰相王旦敏锐地指出：“以文章化人成俗，实自太宗始也。”^［7］322而他有意表露出的文雅趣味，亦与宋太祖存在较大的差异，就此成为文臣眼中的彬彬君主。

二、宋太宗时期朝政导向的转变

宋太宗的积极崇文表现，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出现于北宋第二代君王统治时期，绝非偶然，其背后必有复杂的缘由。若对宋朝开国以来的朝政演变，特别是太宗时期朝政导向的转变加以考察，便不难从中发现原因之所在。

宋朝承五代之后立国，建国初期面临各种乱世积弊，其中文武关系严重失衡的现象即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众所周知，五代统治集团主要来自武人势力，如《新五代史》所说：“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与俱勇夫悍卒。”^［12］因此，统治者多崇尚武力，轻视文治，正如掌权的将帅所云：“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13］1406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武夫悍将势必横行，文士则沦为附庸，乃至于生存都堪忧，如清代史家所评说，士人生于此时，缠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14］。当时，即便宰相的权威也受到压制，“梁太祖以来，军国大政，天子多与崇政、枢密使议，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讲典故，治文事而已”^［15］。而参政的文臣又以吏人出身者为主，他们大都缺乏学养，“长于吏事，不识大体”，往往无视“文章礼乐”^［13］1408。宋人因而认为：“五代以来，四方多事，时君尚武，不暇向学。”^［10］745正因为如此，数十年间改朝换代频仍，战火连绵不绝，武力因素遂深刻影响了朝政的走向。

宋太祖建国后，充分汲取了唐末、五代的教训，在铲除以往各种积弊的过程中，也尽力扭转文武关系严重失衡的局面。为此，他一方面打压武将的跋扈积习，严厉整肃军纪；另一方面采取了保护文臣、恢复文教建设等举措，以恢复朝廷正常的政务运行^⑤。不过，太祖抱有统一天下的志向，不仅对南方诸国予以征剿，而且有筹划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构想。如其设立封桩库，储积大量金帛，并告诉近臣此库专用于向辽朝赎买幽云地区，如果遭到拒绝，再以此支持武力收复行动^⑥。开宝九年（976年），当群臣请求为太祖加“一统太平”的帝号时，他却不予接受，“上曰：‘燕、晋未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不许”^［2］364。因此，宋太祖高度重视军队将领与武力征伐的作用，既不可能推崇文治路线，亦未特别礼遇文官。如太祖朝举行的私密性曲宴，就以将帅、节度使为主要对象^⑦。以后的文臣刘安世也承认：“太祖与群臣未尝文谈，盖欲激厉将士之气，若自文谈，则将士以武健为耻，不肯用命。”^［16］可见，宋太祖并非尚文之主。

宋太宗通过非常手段登上帝位^⑧，因此即位后急于建立超越其兄的功业，以树立自己的威望。故而，他虽然扩大科举考试并超等任用录取者，又有编纂《太平御览》、营建崇文院等举措，但当初朝政的头等要务仍是通过收复幽云十六州来完成统一大业。然而，两次北伐辽朝的战争先后皆以失败告终，太宗由此产生了恐辽心理，丧失了追求武功的信心。而来自文官大臣的弭兵呼声，也一直令他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从史料记载来看，早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对北汉用兵之际，宰相薛居正等人便表示应当从缓⑨。第一次北伐幽州失败后，太宗一度有过出征的想法，文臣张齐贤对此上疏表示异议：“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乎？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1］9151史籍还称：“既而兵连不解，议者多请息民。”^［2］528当太宗筹备第二次北伐时，“中书不预闻”^［2］618，说明其有意绕开了持反对意见的中书大臣。雍熙三年第二次北征失败不久，更多的臣僚对此予以批评，甚至赋闲的元勋赵普也急切地上密奏劝说。赵普指出：“远人不服，自古圣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1］8934，“岂必穷边极武，与契丹较胜负哉？”^［1］8936他还从维护帝王利益的角度出发，提出“兵久则变生”^［2］615的告诫，从而说动了太宗。随之，宰相李昉等人相继上疏表达休战的主张，史称：“况天生北狄，为患中国，汉高祖以三十万之众，困于平城，卒用奉春之言，以定和亲之策。以至文帝，奉之弥优，外示羁縻，内深抑损，而边城晏闭，黎庶息肩，所伤匪多，其利甚溥矣。况獯鬻之性，惟利是求，傥陛下深念比屋之磬县，稍减千金之日费，密谕边将，微露事机，彼亦素蓄此心，固乃乐闻其事，不烦兵力，可弭边尘。”^［2］618《宋史·李昉传》也反映，李昉“引汉、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为言，时论称之”^［1］9137。“时论称之”即说明，弭兵成为朝堂上的主流意见。在内外形势的压力下，赵光义不得不公开表示“推诚悔过”^［2］618，以后不会考虑北伐之事。

从此之后，面对北部的边防压力，宋太宗君臣基本放弃了主动进攻的战略。如端拱时，御辽前线形势趋于紧张，朝臣田锡上奏认为：“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2］678淳化四年（993年），太宗与宰辅讨论用兵话题时，宰相吕蒙正以隋、唐两朝征讨辽东为例，指出隋炀帝全军覆灭、唐太宗亲征无功而返，“且治国之要，在内修政事，则远人来归，自致安静”^［1］9147。太宗对此表达了赞同：“炀帝昏暗，诚不足语。唐太宗犹如此，何失策之甚也。且治国在乎修德尔，四夷当置之度外。”^［2］758值得注意的是，赵光义又借此场合对以往的伐辽战争表示了追悔之意，“朕往岁既克并、汾，观兵蓟北，方年少气锐，至桑干河，绝流而过，不由桥梁。往则奋锐居先，还乃勒兵殿后，静而思之，亦可为戒”^{［2］758-759}。可以说，直到太宗死去之时，宋廷都延续了这一态度。

正因为对外战争的接连失败，武功之路遭遇到碰壁，宋太宗只得转而追求文治。于是，统治集团将朝政的重心转向域内，对外则采取全面、被动的防御战略。这种“守内虚外”的统治意识^⑩，遂促成了朝向文治路线的转型，即以文治成就为统治的追求目标，而不再看重开疆拓土的大一统事业。事实上，在第一次伐辽失败后，赵光义已经开始对文治的意义有所理解，如他曾对近臣说：“朕每读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2］528如果说这还有向文臣表态的含义的话，那么到第二次北伐失败后，他便彻底接受了文治高于武功的价值判断，宋太宗就此旗帜鲜明地推行了“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

在以上形势背景下，宋太宗对文臣、武将的态度有了进一步变化。一方面，出于防范将帅威胁以及武将群体的不满，遂对其加以严厉地管控，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抑制性措施。他在多次与臣僚言及将帅时，往往会强调严控的重要性，如淳化二年，他对臣僚说：“前代武臣，难为防制，苟欲移徙，必先发兵备御，然后降诏。若恩泽姑息，稍似未遍，则四方藩镇，如群犬交吠。……今且无此事也。”^［2］710宰相吕蒙正回应道：“上之制下，如臂使指，乃为合宜。倘尾大不掉，何由致理！”^［2］710太宗当即表示：“今之牧伯，至于士卒，尽识朕意，苟稍闻愆负，固无矜恕之理，所以人人各务检身也。”^［2］710又如他晚年与参知政事寇准谈论驭将问题时，还曾告诫道：“自梁、晋已降，昏君弱主，失控驭之方，朝廷小有机宜，裨将列校，皆得预御坐而参议，其姑息武臣乃如此。朕君临四海，以至公御下，不唯此辈，假使李广复生，亦无姑息之理也。”^［2］815深谙王朝政治的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就针对宋太宗朝的特点敏锐地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17］37

另一方面，宋太宗将文臣集团视为依靠的主要力量，尤其是以科举出身为背景的士大夫日益得到重用。其实，赵光义无惧文臣造反，固然是敢于大力扶持的原因之所在，而当文官群体逐渐壮大以后，就不能不更加依赖他们，故只有赢得其坚定的拥护，才能稳固赵宋的江山社稷。如宋人所说：“自后太宗始欲广致天下之士，以兴文治。”^［18］观察宋太祖与太宗对待文臣的态度，可以发现既有一定的连续性，也有本质上的不同，当代西方学者即指出：“（宋太祖）并非出于偏爱而将士大夫单独挑选出来，但是他创造了形势和先例，这些形势和先例能够部分解释为什么他的继任者太宗的确提高了士的利益。”^［19］

如此一来，宋太宗的各种崇文表现就不难理解。他推出诸多的崇文政策、举措，不遗余力地笼络文官士大夫，自身也在读书、作诗及书法上花费很多精力，并竭力在庙堂上下做出喜好文翰的姿态，实际上是有着深刻的用意。换言之，在边患压迫的紧张形势下，赵光义一改太祖朝的统治特点而转向尚文，看似不合时宜，实与其治国理念的转变存在密切的关联。而当时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紧密结合，则为宋朝文治路线及其朝政导向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余论

宋太宗在位的21年，完成了太祖重建中央集权统治秩序的遗留任务，又对以往的朝政路线做出重大调整，因此奠定了其后宋朝的基本统治模式。正如宋仁宗朝的富弼所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创立法度。太宗克绍前烈，纪纲益明。真宗承两朝太平之基，谨守成宪。”^［20］即委婉地指明宋太宗在继承基础上定型的统治路线，才是后世主要奉行的政治传统。

宋太宗时代，随着朝政中文治导向的确立，文官士大夫开始崛起，逐渐成为统治的核心力量。与此相伴的结果，是赵光义与文臣的关系也日益紧密。揆诸文献记载，有大量关于他们之间密切交往的记录，在此不妨略举几例。如当太宗一再表明对士林俊杰的欣赏之情后，便收获了一派感恩戴德的回报。李昉有诗云：“玉堂四字重千金，宸翰亲挥赐禁林。地望转从今日贵，君恩无似此时深。”^［8］34李沆的《伏睹禁林新成盛事辄思歌咏不避荒芜》一诗则曰：

禁庭多士列华簪，严乐辉光冠古今。

御笔腾骧题玉署，宸章照耀咏辞林。

虚堂挂后传千载，翠琰刊成直万金。

振复文明知圣作，尊崇儒术见天心。

增修一院烟霞丽，曲宴群英雨露深。

自我昌朝为盛事，鳌山清峻重难寻。^［8］35

毕士安也有“好文英主古难齐，宠重词臣意弗低”^［8］36之句。“君恩无似此时深”“尊崇儒术见天心”以及“宠重词臣意弗低”等诗句，都真实地说明了文臣对皇帝的感激和赞颂，也反映了太宗对他们的宠遇。宋人还注意到国初两朝关于宫廷曲宴上文臣待遇的变化细节：“旧制，每命将帅出征、还，劳宴于便殿，当直翰林学士，文明、枢密直学士，皆预坐。”^［2］759开宝中，武臣出身的閤门使梁逈向太祖进言：“陛下宴犒将帅，安用此辈。”^［2］759翰林等诸学士因此被取消了这一资格。直至宋太宗朝，才在参知政事苏易简的请求下恢复了旧制。事实上，与太祖朝曲宴以将帅、节度使为主要对象相比，太宗朝的曲宴已改为以宰辅、文官近臣为上宾，甚至涉及的文臣范围还在不断扩大。据记载，淳化元年二月，太宗下诏规定，“自今游宴，宣召馆职，其集贤、秘阁校理等并令预会”^［2］700。该道诏书下达的缘由并不复杂：“先是，上宴射苑中，三馆学士悉预，李宗谔任集贤校理，閤门吏拒之，不得入。宗谔献诗述其事，故有是诏。”^［2］700由此细微的变化，足见赵光义对文臣表现出格外关照的态度。而宋太宗对士大夫的亲近姿态，也为后世嗣君做出了样板。

然而，以篡位手段登基的宋太宗始终怀有猜忌之心，极为重视对权力的掌控，凡事从防微杜渐考虑。他曾对身边人说的“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2］719一段话，便透露出其隐藏的心机所在。因此，他虽然重用文官大臣，却不愿放手他们任事，习惯独断朝纲。如就宰臣的任期来看，从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九月到八年十月，赵普任宰相仅两年多就被罢相，端拱元年二月复出，又是仅两年时间再度被罢相；吕蒙正同样两次出入相位，都不过两三年时光。其余宰执大臣的情况，也大体类似。王夫之因此评说道，自雍熙以后，宰辅大臣“乍登乍降”^［17］46，犹如一盘棋局中被随意挪动的棋子。与此同时，当时的宰辅也大都属于顺从之辈，如赵普一改昔日强硬的风格，唯以迎合为能事；沈义伦被评为“但龌龊固宠，不能有所建明”^［5］117；吕蒙正循规蹈矩，“将顺德美”^［1］9163；李昉谨小慎微，“小心循谨，无赫赫称”^［1］9138；张齐贤则有诗云：“慎言浑不畏，忍事又何妨。国法须遵守，人非莫举扬。”^［9］489可知顺从、循默之风，充斥朝堂。元人修《宋史》时遂就此评说道：“有是君则有是臣，有是臣则足以相是君也。”^［1］916³有意思的是，太宗有时对此亦有所不满，如参知政事贾黄中遇事回避，“专务循默，无所发明”^［5］158，以至于连太宗都觉得过分，曾对其说：“夫小心翼翼，君臣皆当然；若太过，则失大臣之体。”^［1］9162淳化四年，赵光义曾指责宰相李昉等臣僚：“朕孜孜听政，所望日致和平。而在位之人，始未进用时，皆以管、乐自许，既得位，乃竞为循默，曾不为朕言事。朕日夕焦劳，略无宁暇。臣主之道，当如是耶？”^［2］748众人只得“惶惧拜伏”。就此而言，这一局面的形成，也从侧面反映了赵光义将宋朝君主专制体制发挥到极致，日本学者即称宋太宗为“君主独裁体制的创始者”^［21］。

宋太宗在处理政事时，既刚愎自用，又往往事必亲躬。他在晚年总结说：“朕自君临，未尝一日不鸡鸣而起，听四方之政，至于百司庶务，虽微细者，朕亦常与询访，所以周知利害，深究安危之理，故无壅蔽陵替之事。”^［2］824其所说的话，大致属实。不过，这种事无巨细都要过问的帝王作风，令臣僚们常常难以作为。对于宋太宗问政过细的特点，当时已有官员委婉提出了批评，如知相州田锡在上疏中反映，“陛下忧民太过，视事太勤”，现有关指令，多请圣旨裁决，“如此皆劳天听，安用有司”^{［2］563-564}。由此可见，宋太宗以勤政自诩，虽然避免了官吏们胡作非为，却因此也造成宋廷日趋保守的局面。

回到本文的主题，宋太宗崇文表现的背后，实有一番隐情，即在较大程度上与对外征战碰壁后的转向有关。如前引太宗在第二次北伐失败不久自我解脱的话：“朕退朝未尝虚度光阴，读书外尝留意于真草，近又学飞白，此虽非帝王事业，然不犹愈于畋游声色乎！”南宋大儒朱熹遂尖锐地指出，太宗一朝，“不过写字作诗，君臣之间以此度日而已”^［22］，或许道出了其壮志难酬的无奈。总之，若论宋太宗的武功，的确不值一提，如宋真宗朝宰相王旦所言：“先帝时，颇已厌兵。”^［2］1672就指出了其用兵受挫下的灰心结果。但其在文治上的作为却可称道，宋朝就此实现了朝政的转型。宋太宗留下的政治遗产，还成为此后统治集团长期遵循的基本精神，从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宋真宗即位时所表态：“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2］863以后的宋高宗也宣称：“国家用武开基，右文致治。”^［7］251始于太宗朝的崇文路线，遂开启了宋朝“崇文抑武”时代的来临。

注释及参考文献

注释：①研究宋太宗的著作主要有竺沙雅章著、方建新译：《宋太祖与宋太宗》，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竺沙雅章著、方建新译：《宋朝的太祖和太宗——变革时期的帝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张其凡：《宋太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论文有汪槐龄：《论宋太宗》，《学术月刊》1986年第3期；张其凡：《宋太宗论》，《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王瑞来：《略论宋太宗》，《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4期。涉及宋太宗登基及相关政治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吴天墀：《烛影斧声传疑》，《史学季刊》1941年第1卷第2期；邓广铭：《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载《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502页；王云海：《宋太宗的“右文”政策》，《河南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等。与本文主旨存在关联的论述，则主要有张海鸥：《宋太宗尚文雅考》，《广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赵润金：《宋太宗与文学》，《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李洁：《宋太宗书法观念考察》，《中国书法》2017年第9期；张易：《论宋太宗对中国古代图书事业的贡献》，《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9年第7期；黄修珠：《以书致治与祖宗之法——宋太宗的文治与书法》，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张冰清：《宋太宗诗歌研究》，阜阳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等。但这些研究成果或过于简略，或侧重于某些具体问题研究。

②张其凡：《宋太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05页。

③④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145—9146、9527页，第2547页。

⑤陈峰：《宋太祖时期以史经世的考察》，《历史研究》2022年第4期。

⑥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36页，第442页。

⑦陈峰：《宋太祖朝的曲宴及其政治功用》，《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

⑧邓广铭：《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载《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502页。

⑩漆侠：《宋太宗与守内虚外》，载田余庆主编：《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170页。

参考文献：［1］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孔平仲.孔氏谈苑［M］//潘汝士.丁晋公谈录：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12.

［4］洪迈.容斋随笔［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374.

［5］钱若水.宋太宗实录［M］.燕永成，点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